人民日报：装备“出海”期盼政策护航
发表时间：2015-05-20 浏览次数：1752次
国家明确提出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企业摩拳擦掌、动力十足。然而，尽管“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若没有政策护航，企业“出海”之路也恐难顺风顺水。
一些政策未能考虑“走出去”需要，有时还会帮倒忙
“中国企业，多多少少都有因为审批而放弃对外投资的经历。”一位装备企业负责人举例，中铁物资曾有机会投资澳大利亚第三大矿石出口商FMG公司，但因担心审批难过关，最终放弃，“当时如果投资，现在赚大了。”
近两年，简政放权力度加大，企业遭遇的审批“门槛”低了不少。去年我国修订《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需要由国家发改委核准的项目，由此前的资源开发类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其他项目中方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提高到中方投资10亿美元及以上。其余项目改为备案管理。其中，地方企业投资额在3亿美元以下的，在省一级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就可以了。
“审批改备案，赋予了企业更多自主权，但企业反映仍然不解渴。”赛迪智库装备工业研究所所长左世全举例，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上的境外竞标项目，在开展实质性工作之前就要向相关部门报送项目信息报告，而相关部门确认的时限是7个工作日。对需要审批的项目，相关部门如果觉得有必要，还会委托咨询机构做评估报告，又要等待最多40个工作日。这对于企业掌握谈判主动权很不利。“对央企来说，程序还要再多一道——如果是非主业投资，还得国资委点头。”
对国企而言，员工出国也比较麻烦。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举例说，按规定国企员工因公出国要用因公护照，办理护照时间长，还必须有国外邀请函，可是有的国家必须有护照号才能发出邀请函。
一名央企海外市场部负责人说：“企业管理者出国更麻烦，护照都收在集团总部，内部就要几道审批才能取到护照，很影响工作效率。我们要做跨国企业，就应该适应人员在各国频繁流动的状态，不应人为设置障碍。”
企业反映，中国装备“走出去”过程中，多头管理的情况仍然存在。除了上面提到的发改委、外交部、国资委，有时企业还要向商务部、进出口检验检疫等部门报送材料，尽管各个部门都在简政放权、提高效率，但由于管理部门有好几个，一圈跑下来，还是要花不少时间。
对这些情况，相关部委也在摸底。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工信部已向国务院建议研究建立由国务院领导牵头的统一完善、分工明确的促进装备“走出去”的政策支持体系和综合管理体系。
外国政府官员来访，常掏出写着企业诉求的小纸条，我们不妨也多些“小纸条策略”
装备“走出去”，很多国家都在发力。“外国政府官员来访，会谈间经常会掏出个小纸条，说我国企业有个什么问题希望帮忙协调解决。我想我们也可以多一些这样的小纸条。”左世全说，“中国装备‘走出去’，企业是主体。但有些问题企业单枪匹马难以解决，还有赖政府扶一把。”
那么，都有什么问题是企业力不从心的?
国际化人才库及智库的建设，需要国家顶层设计。“在竞标新加坡一个项目时，我们明显感到在对新加坡文化习俗、法律法规的了解方面还有欠缺，于是我们选择与日本一家企业联手。”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沈家骏分析，毕竟这家日本公司进入新加坡市场几十年了，而中国企业才刚走出国门。另一方面，企业力量有限，人才建设还是得有国家支持，“中国企业若想在国际市场谋取一席之地，人才是关键。国家应在教育、人才引进等多方面更加重视国际化建设。”
对此，工信部部长苗圩曾表示，“中国制造2025”将人才为本作为五大方针之一，就旨在补上中国制造业缺乏跨国领军人才这一短板。
海外非商务风险预警，需要国家加强研判。目前中国装备“走出去”的主要目标市场是亚非拉国家，安全形势和卫生状况都不乐观。比如，伊拉克、叙利亚、肯尼亚等地相继出现恐怖主义威胁，西非出现埃博拉疫情;还有一些国家政权更迭等。“企业希望能便利地从政府获得更丰富、更准确的相关信息，以更好控制投资风险。”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刘军说。
争取海外优惠政策，也需要政府出面。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成套管理部副总经理谢克说，“我们承包的海外工程，特别是由中方提供融资支持的项目，虽然合同中有免税约定，但实际上有时对方只对进口产品免税。其实采购当地产品和服务对所在国降低项目成本和经济发展都有好处，免税对双方都有利。类似政策超出了商业谈判的范畴，政府出面，力度就不一样了。”
“建议加强与有关重点国家的投资合作和对话机制建设，通过公共外交手段为企业境外经营创造有利条件。”左世全说。
我国将建立专业化涉外中介组织，并促进行业协会发挥更大作用
“国际化服务体系欠缺也是中国装备‘走出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工信部装备司相关负责人说。
“一些企业反映急缺安保服务。”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说，“在部分地区，企业雇佣当地保安，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感觉还是有点不踏实。建议国家鼓励安保产业发展，并支持安保产业随中国装备一道‘走出去’。”
需要一起“走出去”的还有可行性研究、咨询等技术服务机构。目前中国装备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工程总承包带出去的，业主对我们的设计施工方案认同度越高，带动中国装备出口就越顺畅。“可目前我们在可行性研究、技术咨询方面的话语权不高，特别吃亏。”谢克说，“国外机构对中国的标准和设备不够了解，经常会套用西方已有标准和经验，而且固执己见，导致我们实际性价比和效率都很高的设计、工艺不能有效实施，影响了中国装备‘走出去’。”
中国装备“走出去”，也给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质检总局相关负责人说：“国外商会曾多次上门咨询产业新政策。”而对我国行业协会、商会来说，这样的力度还远远达不到。“行业协会应当更多了解一些国外产业政策、市场需求、主要竞争对手等情况，甚至可以在更多重点区域设立办事处。”沈家骏说。
谢克则更期待协会商会在行业协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鼓励‘走出去’，最怕的就是一窝蜂。恶性竞争，简单移植国内经验，都将影响项目履约质量，进而影响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和口碑。这时特别需要行业协会出面加强协调。”
另外，目前企业海外税务、财务、法律工作，多是聘请国际知名专业服务机构在当地的企业来做。“如果中国企业能做当然更好。语言文化上沟通更顺畅，还能节省外汇。”沈家骏说。
对此，工信部表示，将支持建立专业化涉外中介组织，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法律、战略规划、咨询、信息、知识产权和认证等服务，这方面也希望中国驻外经贸机构、驻外商会能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工信部将敦促行业协会更大程度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维护装备“走出去”的市场竞争秩序。（本文来自人民日报）
一些政策未能考虑“走出去”需要，有时还会帮倒忙
“中国企业，多多少少都有因为审批而放弃对外投资的经历。”一位装备企业负责人举例，中铁物资曾有机会投资澳大利亚第三大矿石出口商FMG公司，但因担心审批难过关，最终放弃，“当时如果投资，现在赚大了。”
近两年，简政放权力度加大，企业遭遇的审批“门槛”低了不少。去年我国修订《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需要由国家发改委核准的项目，由此前的资源开发类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其他项目中方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提高到中方投资10亿美元及以上。其余项目改为备案管理。其中，地方企业投资额在3亿美元以下的，在省一级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就可以了。
“审批改备案，赋予了企业更多自主权，但企业反映仍然不解渴。”赛迪智库装备工业研究所所长左世全举例，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上的境外竞标项目，在开展实质性工作之前就要向相关部门报送项目信息报告，而相关部门确认的时限是7个工作日。对需要审批的项目，相关部门如果觉得有必要，还会委托咨询机构做评估报告，又要等待最多40个工作日。这对于企业掌握谈判主动权很不利。“对央企来说，程序还要再多一道——如果是非主业投资，还得国资委点头。”
对国企而言，员工出国也比较麻烦。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举例说，按规定国企员工因公出国要用因公护照，办理护照时间长，还必须有国外邀请函，可是有的国家必须有护照号才能发出邀请函。
一名央企海外市场部负责人说：“企业管理者出国更麻烦，护照都收在集团总部，内部就要几道审批才能取到护照，很影响工作效率。我们要做跨国企业，就应该适应人员在各国频繁流动的状态，不应人为设置障碍。”
企业反映，中国装备“走出去”过程中，多头管理的情况仍然存在。除了上面提到的发改委、外交部、国资委，有时企业还要向商务部、进出口检验检疫等部门报送材料，尽管各个部门都在简政放权、提高效率，但由于管理部门有好几个，一圈跑下来，还是要花不少时间。
对这些情况，相关部委也在摸底。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工信部已向国务院建议研究建立由国务院领导牵头的统一完善、分工明确的促进装备“走出去”的政策支持体系和综合管理体系。
外国政府官员来访，常掏出写着企业诉求的小纸条，我们不妨也多些“小纸条策略”
装备“走出去”，很多国家都在发力。“外国政府官员来访，会谈间经常会掏出个小纸条，说我国企业有个什么问题希望帮忙协调解决。我想我们也可以多一些这样的小纸条。”左世全说，“中国装备‘走出去’，企业是主体。但有些问题企业单枪匹马难以解决，还有赖政府扶一把。”
那么，都有什么问题是企业力不从心的?
国际化人才库及智库的建设，需要国家顶层设计。“在竞标新加坡一个项目时，我们明显感到在对新加坡文化习俗、法律法规的了解方面还有欠缺，于是我们选择与日本一家企业联手。”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沈家骏分析，毕竟这家日本公司进入新加坡市场几十年了，而中国企业才刚走出国门。另一方面，企业力量有限，人才建设还是得有国家支持，“中国企业若想在国际市场谋取一席之地，人才是关键。国家应在教育、人才引进等多方面更加重视国际化建设。”
对此，工信部部长苗圩曾表示，“中国制造2025”将人才为本作为五大方针之一，就旨在补上中国制造业缺乏跨国领军人才这一短板。
海外非商务风险预警，需要国家加强研判。目前中国装备“走出去”的主要目标市场是亚非拉国家，安全形势和卫生状况都不乐观。比如，伊拉克、叙利亚、肯尼亚等地相继出现恐怖主义威胁，西非出现埃博拉疫情;还有一些国家政权更迭等。“企业希望能便利地从政府获得更丰富、更准确的相关信息，以更好控制投资风险。”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刘军说。
争取海外优惠政策，也需要政府出面。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成套管理部副总经理谢克说，“我们承包的海外工程，特别是由中方提供融资支持的项目，虽然合同中有免税约定，但实际上有时对方只对进口产品免税。其实采购当地产品和服务对所在国降低项目成本和经济发展都有好处，免税对双方都有利。类似政策超出了商业谈判的范畴，政府出面，力度就不一样了。”
“建议加强与有关重点国家的投资合作和对话机制建设，通过公共外交手段为企业境外经营创造有利条件。”左世全说。
我国将建立专业化涉外中介组织，并促进行业协会发挥更大作用
“国际化服务体系欠缺也是中国装备‘走出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工信部装备司相关负责人说。
“一些企业反映急缺安保服务。”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说，“在部分地区，企业雇佣当地保安，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感觉还是有点不踏实。建议国家鼓励安保产业发展，并支持安保产业随中国装备一道‘走出去’。”
需要一起“走出去”的还有可行性研究、咨询等技术服务机构。目前中国装备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工程总承包带出去的，业主对我们的设计施工方案认同度越高，带动中国装备出口就越顺畅。“可目前我们在可行性研究、技术咨询方面的话语权不高，特别吃亏。”谢克说，“国外机构对中国的标准和设备不够了解，经常会套用西方已有标准和经验，而且固执己见，导致我们实际性价比和效率都很高的设计、工艺不能有效实施，影响了中国装备‘走出去’。”
中国装备“走出去”，也给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质检总局相关负责人说：“国外商会曾多次上门咨询产业新政策。”而对我国行业协会、商会来说，这样的力度还远远达不到。“行业协会应当更多了解一些国外产业政策、市场需求、主要竞争对手等情况，甚至可以在更多重点区域设立办事处。”沈家骏说。
谢克则更期待协会商会在行业协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鼓励‘走出去’，最怕的就是一窝蜂。恶性竞争，简单移植国内经验，都将影响项目履约质量，进而影响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和口碑。这时特别需要行业协会出面加强协调。”
另外，目前企业海外税务、财务、法律工作，多是聘请国际知名专业服务机构在当地的企业来做。“如果中国企业能做当然更好。语言文化上沟通更顺畅，还能节省外汇。”沈家骏说。
对此，工信部表示，将支持建立专业化涉外中介组织，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法律、战略规划、咨询、信息、知识产权和认证等服务，这方面也希望中国驻外经贸机构、驻外商会能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工信部将敦促行业协会更大程度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维护装备“走出去”的市场竞争秩序。（本文来自人民日报）
